欧盟本质上仍是多个民族国家的集合体，各国对所面临的威胁有着不同的看法，经济利益相互冲突，对外部世界的处理方式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就完全依赖自身实现安全与防务、远离美国这一重大理念达成共识，是极其困难的。当深入探讨这一雄心壮志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时，分歧变得更加清晰。这些分歧并非布鲁塞尔指令所能解决的次要争端，而是愿景和优先事项上的根本差异。此外，国防开支问题成为一个关键弱点。一方面，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给予了乌克兰巨大支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若无美国支持，欧洲的能力依然有限，无论是在情报、后勤，还是在隐性核保护伞方面。美国的利益仍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欧洲，即便它仍依赖美国力量来提供最终的安全保障。管理这种关系需要认清现实，既不能过度监护，也不能不负责任地撒手不管，同时应避免相互指责和期望过高。否则，只会陷入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美国指责，欧洲不满，双方都不愿承认支配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失衡，这条道路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益处。欧洲缺乏统一的政治意愿、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战略凝聚力，无法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行事。在北约美国的保护伞下，欧洲成员国曾长期认为无需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这已成为一个弱点。随着战争的持续，欧洲团结的迹象开始瓦解，这反映了在长期危机中内部共识的脆弱性。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失去了其重要性，或跨大西洋关系已毫无价值，而是意味着需要现实地理解欧洲战略自主的实际含义。这使欧洲得以建立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其军队规模小、战备水平低。因此，突然转向发展足以实现真正战略独立的军事和工业能力，这想法更接近于幻想，因为它需要数十年的巨额投资、巨大的政治资本和深刻的经济重组。乌克兰战争同时揭示了欧盟的潜力和局限。自然且必要的是，欧洲必须在自身防卫中承担重大责任，努力发展更强大的防御能力，并寻求减少对华盛顿和北京的依赖。然而，认为欧洲目前能成为一个多极世界中的独立极点、发挥广泛的全球影响力、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完全自卫，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实现。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欧洲能否实现完全的战略自主（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无法做到），而在于它能否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更可靠、更可信、更少脆弱的伙伴。这是一个更谦逊但更现实、更可实现的目标。至于华盛顿，这一公式的含义很明确：推动欧洲走向更大的自给自足是合乎逻辑的方向，但期望在此过程中出现奇迹则不然。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德国，不愿直接与中国或俄罗斯对抗，尽管最近的情况部分促使它重新考虑这一方针。而法国则将自己视为一个拥有广泛利益的世界大国，其利益延伸至非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相比之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则认为其绝对安全优先事项在于遏制俄罗斯，而南欧国家则关注移民和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人们对美国履行北约承诺的持续疑虑以及乌克兰战争的延续，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讨论再次在布鲁塞尔和欧洲各首都占据突出位置。今天的欧洲领导人面临着更新的现实：过度依赖华盛顿来保障欧洲安全存在深层次问题，现在是时候在该领域承担更多责任了。然而，这种言论并非全新。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以及在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时，欧洲领导人也曾谈论过他们决心走一条独立于美国的道路，但现实每次都强行介入，限制了这些言论转化为实际行动。根本问题在于欧洲明显缺乏三个关键要素：统一的政治意愿、足够的经济能力和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运作所需的战略凝聚力。几十年来，北约成员国一直认为，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它们无需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